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《三重门》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，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，风沙满天，建筑土气，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。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，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，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，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，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，觉得上海什么都好，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。 校警说：这个是学校的规定，总之你别发动这车，其他的我就不管了。 不幸的是，在我面对她们的时候，尽管时常想出人意料，可是还是做尽衣冠禽兽的事情。因为在冬天男人脱衣服就表示关心，尽管在夏天这表示耍流氓。 不像文学，只是一个非常自恋的人去满足一些有自恋倾向的人罢了。 我说：这车是我朋友的，现在是我的，我扔的时候心情有些问题，现在都让你骑两天了，可以还我了。 而且这样的节目对人歧视有加，若是嘉宾是金庸巩利这样的人，一定安排在一流的酒店，全程机票头等仓；倘若是农民之类，电视台恨不得这些人能够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席地而睡，火车票只能报坐的不报睡的。吃饭的时候客饭里有块肉已经属于很慷慨的了，最为可恶的是此时他们会上前说：我们都是吃客饭的，哪怕金庸来了也只能提供这个。这是台里的规矩。 关于书名为什么叫这个我也不知道，书名就像人名一样，只要听着顺耳就可以了，不一定要有意义或者代表什么，就好比如果《三重门》叫《挪威的森林》，《挪威的森林》叫《巴黎圣母院》，《巴黎圣母院》叫《三重门》，那自然也会有人觉得不错并展开丰富联想。所以，书名没有意义。 - 然后那老家伙说：这怎么可能成功啊，你们连经验都没有，怎么写得好啊?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五月。老夏和人飙车不幸撞倒路人，结果是大家各躺医院两个月，而老夏介绍的四部跑车之中已经有三部只剩下车架，其中一部是一个家伙带着自己的女朋友从桥上下来，以超过一百九十迈的速度撞上隔离带，比翼双飞，成为冤魂。